在中共百年奋斗历程之中，有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他们中有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有极具影响力的社会贤达、工商业者，有怀揣救国兴国之志的知识分子……中新社十集微纪录片《大道同行——百年风华谁与共》，摄制团队奔赴十多个省份，与近四十位名人之后、历史亲历者、党派高层、资深专家等面对面倾谈，以讲故事的方式为你呈现百年风华中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、无党派人士与中共“同心奋斗”的精彩历程，敬请关注。

      1953年8月，湖南怀化安江农校迎来了一位新老师。他被安排教授植物学、遗传育种学，还兼授俄语和英语。他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袁隆平。

      在学生眼中，这位青年老师与众不同。

      据袁隆平学生、助手李必湖回忆，夏天天气最热，太阳最大，袁老师中午都不休息，一上午和中午在田里面，水一身泥一身汗一身，“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有点奇怪。”

      彼时，中国面临粮食短缺问题，饥饿如同魔咒一般折磨着百姓。在袁隆平心中，一个念头正在萌芽。

李必湖说：“袁老师心里很痛，（作为）共产党培养的农科大学生，我有义务责任帮助农民。”

      1966年2月，袁隆平的论文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》在《科学通报》上刊登。文章提出，通过进一步选育，有望找到雄性不育系、保持系和恢复系，实现三系配套，使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成为可能。

      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，当时却无人响应。

      “反对的声音可能是90%以上。这是与传统的遗传学理论相悖，认为他这是奇谈怪论。”李必湖说。

袁隆平妻子邓则也回忆道，“有些人反对，美国日本都搞，搞不成。国外都搞不成了，你搞得成吗？”

      在安江农校的实验园里，摆满了袁隆平的试验秧苗。然而，经过六年的艰难探索，他始终没能培育出一个理想的雄性不育系来，科研工作徘徊不前。在文革中，袁隆平的试验秧苗差点遭遇“灭顶之灾”。

      “那真是杂交水稻处于最低潮，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吧。”李必湖说。

      邓则回忆当时情形，“结果翻到档案里头，发现有个红头文件，是国家科委九局来的一个文件，让袁隆平搞杂交水稻，一定要保护。”

      在国家支持下，研究步入正轨。

      袁隆平往返于湖南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和海南岛之间进行南繁北育，试验秧苗繁殖了一代又一代。

1970年冬，随着雄性不育的野生稻“野败”在海南被发现，杂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。

      “1973年秋天，三系配套，1976年就进入全国推广，（增产）二到三成。1984年以前，中国的粮食是定量的。1984年以后八年的推广杂交稻，中国粮食一下子过关了，于是把定量就取消了。”李必湖回顾道。

      2013年五一劳动节前夕，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上，83岁的袁隆平向习总书记讲述了自己的两个梦。

一个就是禾下乘凉梦，还有一个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。

      “总书记还跟袁院士有亲切握手交谈。国家领导人历来都是非常关心粮食安全，袁院士的要求国家都非常重视。”袁隆平秘书、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说。

      邓则提到，“每个总理来了都要拨钱的，还有上亿的研究费用，都是国家支持拨钱搞研究。”

在隆平水稻博物馆，有一个展厅摆满了奖杯，都是袁隆平和团队在国内外获得的荣誉。

      李必湖说，袁老的好多奖都捐献了，他看重的是国外的（奖）。

      妻子邓则回忆，“他讲，这不是我个人的奖是国家的奖，意思就是给中国人争面子了。”

       袁隆平在湖南长沙的家中，打开阳台门，就可以看到大片稻田。邓则说，“（他）要下田就出去到外面去。”

      家中保姆介绍，袁老每天下楼的第一时间，就是走到这里看他的水稻。

      “去年（2020年）他都还是跑，要数粒子，还要多少天收割，又怕遇到低温了又怕遇到天气不好遇到雨水了，他要掌握情况。”邓则说。

     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试验田，袁隆平秘书、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回忆道：“他会走到这里来，在这个田里面看他的（水稻）里面有没有病虫害。袁老师就搞个太师椅坐在旁边，坐在这里守着他很期待的。即使不是在长沙，哪怕是隆回、溆浦，云南，他要打电话来问的，怎么样了？”

      上世纪80年代，袁隆平领军两系杂交稻研究。1996年，他66岁，又开始了超级杂交稻的征程。

耄耋之年的袁隆平，带领着团队进行一次次技术攻关，产量不断刷新纪录。

      “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了，就为这个事情他就追求高产，他就无止境，800、900、1000（公斤/亩），双季稻搞（亩产）3000斤，单季稻也搞。想尽办法都要让粮食增产。”邓则说。

      谈起袁隆平的工作状态，辛业芸说：“他每天算，别人不算的，他要算。我亩产增长多少，我们推广多少，就可以养活多少人。都要算到这个份上，养活多少人。”

      2021年初，91岁的袁隆平在海南调研时不慎摔倒入院，5月22日，于湖南长沙逝世。

      关于退休，袁隆平提得很晚。

      “他应该是（2021年）4月下旬，有一天突然提到说我要退休，尽管前面其实已经履行过一次这种退休的程序，但在他的意识里面肯定是没有退休过。”辛业芸回忆说。

      邓则谈及袁老住院后的情形，“当时在医院里（他说）我要退休了，手都打（针）打青了。几天要讲一次，几天要讲一次，要讲一次这个话。最近一次我听他讲，我杂交水稻也没搞完，我要退休了。”

      “后面去了两个同事，（在病床上）他还要问情况，你们赶快讲，你们产量是好多，你快告诉我，还是问还是在问，没有什么放弃，最后时刻都还在问，没有放弃。”

       海南三亚南繁公共试验基地，这片实验田是袁隆平生前心系的最后一个项目。

       2021年10月26日，海南双季亩产达1586.86公斤，袁隆平的遗愿已经实现。

      李必湖说，“水稻到底能够达到多少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抱着这么一种信仰。袁老师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，实际上他一直是在践行，共产党员的三观。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做贡献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也是我们最大的追求。”

      袁隆平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、湖南省政协副主席，曾提出《关于粮价的建议》《关于洞庭湖的综合治理的提案》等多项提案。

      辛业芸回忆，“那个时候他提了一些提案，关于粮食价格的提案，洞庭湖的治理问题。我觉得他也是发自内心的，他之前说我是热爱中国共产党，后来他改了一种说法，我不单是热爱中国共产党，我是崇拜中国共产党。”

       “我是一名无党派人士，我的心深深地向着中国共产党。我希望青年知识分子也能参与其中，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，奉献青春和力量，把根深深扎在祖国的大地上，把情紧紧融入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中。”——袁隆平。

       无党派人士虽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，同样为民族独立，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，人民幸福作出了积极贡献。